王选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
(文章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王选)
初到北京的新鲜感
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
那年8月底,北大图书馆的一位老师来上海接新生,上海考入北大的同学包了一列火车的几个车厢。北上的新生组成一个大队,队长是物理系新生周国生,他是调干生,入学前在上海一个区的团区委担任负责人,周国生后任物理系的年级党支部书记,品学兼优,不幸于1957年被划成右派。由于我的中学学生干部经历,被任命为小队长。
当时正值南方发大水,火车在南京附近时比走路还慢,两旁看到的是大树的顶部,从上海到北京共走了两天三夜。在列车启动离开上海北火车站时,车内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当时著名的苏联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当载满新生的大公共汽车进入北大西校门时,我被精雕细刻的大屋顶古建筑物震惊了,因为在上海从未见到这类建筑。当时哲学楼和大饭厅(现在的大讲堂位置)之间是海淀区的一条街道,不属北大,在街道上架起一座天桥,天桥以南是一大批新建的学生宿舍,24 楼和25楼等刚刚盖好(1994年李瑞环同志参观北大方正时,说这批楼是他所在的施工队盖的)。
54级的新生被安排在1斋到12斋的二层楼简易房内居住,这些楼的位置即现在的电教中心所在地。我住在11斋,一间大屋子打成三个隔断,每隔断住8人,共住24人。冬天一个燃煤火炉把管子通到每个隔断。负责烧火炉和打扫卫生的工友叫李锡友,他总是把洗脸间和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一次去颐和园印象很深,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样宏伟的皇家园林。1954年秋游人很少,大多数的殿都免费开放,殿内有很多展品,包括慈禧的画像。当时的颐和园尚未修缮,保留了解放前破旧的状况,与今天相比,倒有些原汁原味的意境。直到1956年,我才看到一批白发的老画工,冬天在长廊上燃起了炉火,一笔一笔地画人物和花鸟画,使长廊的画貌焕然一新。“文革”开始破四旧时,我迫不及待地赶往颐和园,想再看一眼长廊的画,可惜己被红卫兵用漆涂掉了,大失所望。
北京的捷克造大公交车也使我觉得很新鲜,开关门是自动的。当时进城都走西直门,西直门到颐和园只有一班车,每次回校,都在西直门排长队等车,长队可达数百人之多,但很少有不守规矩加塞抢上车的。
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南方的广播电台播送的都是当地语言,所以初到北京时语言上略有障碍,一位湖南来的同学,在大饭厅看电影时,碰到一位北京人一路喊“借光、借光”,他还以为是要借火抽烟。来自无锡的张纪泉同学去饭店吃饺子,对服务员说“要一盘儿饺子”, 由于儿话音说得不标准,服务员给了他120个饺子。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了6名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和我。200多位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除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外,内地各省和澳门均有入学学生。开起会来,不少同学说着方言,或带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四年学生生活使我辨别和听懂各省方言的能力大为提高。
一二年级不分专业,200多人分成9个班,其中有两个班是考分高的,即6班和9班,但当时是保密的,学生均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不知道哪个班是考分高的班。我被分配在6班,两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考分高的班。6班中成绩最突出的是陈天权,他是上海中学考来的,中学期间就学了部分大学课程,并具备了阅读英文和法文数学书的能力。上数学分析习题课时,他常常很快把题目做完,
有一次在解析几何习题课上,他出了一个奇招,使一个习题的结果极为简洁,
陈天权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大学,改革开放后恢复学位,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后调到清华大学任教。
9班中成绩最好的是张恭庆和马希文。张恭庆在中学时就已显露出数学才华,当时《数学通报》上每期刊登难题,解出难题者的姓名公布在该杂志上,张恭庆常常是解出全部难题者。所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教务长赵宪初(后为校长、著名的数学特级教师、上海政协副主席)在我们中学毕业前的大会上说“张恭庆的本事比我大”。
马希文是北京四中考来的,入学时尚不足15岁,是带着红领巾进大学的。我入学后就听说,北京报纸上把马希文称为“北京神童”,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聪明的人。
马希文很轻松地对付大学课程,余下的时间就按自己的爱好发展,他学过蒙古文,用德文写过诗,更大的精力放在音乐上,“文革”期间成为北大乐队的作曲。1979年赴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在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图灵奖获得者麦卡瑟手下从事研究,麦卡瑟有一公理系统长期以来有毛病,但始终找不出原因,马希文只用两周时间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麦卡瑟大为震惊。马希文兴趣太广泛,未能专注于某个领域,他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其才华相比,这些成绩是不相匹配的。马希文于2001年患肾癌,在美国动的手术,由于手术中的失误,不久就去世了。
5班中最突出的是张景中,他不仅成绩好,文学水平也不错,发表过诗作,他的政治课读书报告曾作为范本张贴在墙上供大家学习。可惜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极右派,发配到新疆。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不忘业务,与人合作,得了一个国家发明二等奖后,在机器定理可读性证明方面做出重要成绩,当选为院士。2001年我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一位1957年曾任北京团市委负责人的干部来医院探视,谈起张景中,她说:“当时划右派时就十分犹豫,因为他的功课太好了,很舍不得。”
充满团队精神的集体生活
50年代同学中互助友爱的风气较盛,一年级时我班王树桂同学(班上惟一的党员)家庭困难,大家就凑钱买了绒裤,并由女同学绣上“王树桂”的名字送给他。对学习困难的同学,大家也注意关心和帮助。每天下午4:30以后班上组织体育锻炼,每周有一个下午是文娱活动时间,唱歌、跳舞,游戏或排戏。数学力学系举办文艺会演,我班由文娱委员张纪泉主持排了反对浪费粮食的活报剧,得到了好评。那次文艺会演还有一个节目我印象较深,是由高年级学生刘婉如、常兴华演唱的“小小行列式”,一开头就唱道“行列式本是段(学复)先生教,我们姐妹俩来唱一唱啊!”下面就把行列式的一条条定理都唱了出来,例如“行列式一行等于两行的线性组合,行列式啊!”
每年春游是最高兴的事,既尽了兴,又增加了同学间的友谊,樱桃沟、碧云寺、八达岭均是我做学生期间春游去过的地方。有一次我班还打牙祭,自己做红烧肉吃,由金旦华同学负责,我和尹桂彬同学则去棉花地(现在的五四操场)的住户家借炉子和锅,居然如愿以偿。我第一次在东来顺吃涮羊肉也是和一批同班同学一起去的,因为沈立同学已先吃过一次,回来一番形容引得大家垂涎欲滴,便一起前往。沈立同学成绩很好,“文革”期间力学系迁往汉中分校,在一次执行施工任务中他不幸遇难。
在大饭厅听报告
50年代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当时已年过七十,人们都尊称“马老”。由于他威望高,面子大,所以常能请到领导人来北大演讲。例如
胡耀邦同志当时刚满四十,任团中央书记,精力充沛,讲话时表情和动作很生动,有时还在台上转360度的一个圆 。讲到京剧演员杜近芳等赴欧演出大受欢迎,不亚于当年梅兰芳出国演出的盛况,他开玩笑地说,“杜近芳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近似’梅兰芳,而出国演出受欢迎的程度超过她老师,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 9 5 7年康生出访南斯拉夫后,受马老邀请来北大介绍南斯拉夫情况。他一上台就用山东口音宣布:“今天的报告不准录音,不准用速记记录,你们若不同意的话,咱们见个面,我就回去了(意思是报告不作了)。”当时就感到康生久经运动,生怕报告中有什么辫子被人抓住。
50年代江隆基同志任北大副校长,后又兼任党委书记,是北大的实际负责人。他是一位教育家,对北大颇有贡献。我们听他的报告次数最多,但有时他也会不顾场合发表长篇讲话,记得有一次阳历除夕晚会上,大家都等着看节目和联欢,他却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足足讲了四十分钟。江隆基后任兰州大学校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50年代时,马老脸色红润,身体十分健康。一位与马老共事的苏联专家自以为已通晓汉语,本意是想赞扬马老健康得像个小伙子,却说出了不伦不类的话:“你真是个老小子啊!”闹了个笑话。马老讲话时自称“兄弟”,说话随便,没有套话,也不带官腔。一次讲话中他抱怨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洗冷水澡的八大好处”,投给北大学报被退回,说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文章。他为此而不平,但可见北大作风之民主,校长的文章也可退稿拒登。马老所作的报告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1957年的“人口论”,那次报告中他对人口过多的负担十分忧虑,讲话语调非常激动,并不时拍打桌子。在报告中他举例说明深入调查的重要性。他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看到农村的公厕只有半截墙,外面能看到上厕所的人的脸,他觉得不文明,应加高围墙或改成封闭式的。后来农民告诉他:“你是美
对于一时的不妥之词,马老后来也接受了批评,但对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始终坚持真理不做妥 协,这是值得钦佩的。
令人难忘的一年级基础课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把我们从中学数学一下子带进了高等数学的殿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台阶,没有老师们的精心教导,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跨越的。解析几何由
50年代中期一批品学兼优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周培源、
“文革”前
教高等代数的先是
丁石孙与化学系
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一年级习题课的老师也很优秀,数学分析习题课由吴文达、陈永和担任。
高等代数
解析几何
上学时我就知道程庆民酷爱文学,他在我班聚会时介绍过苏联小说《茹尔宾一家》中的故事,但想不到60年代程庆民成了作家,他的作品在电台中被配乐朗诵,龚雪早年主演的电影《祭红》就是根据程庆民的小说改编的。
带领我们进入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课老师
二年级下学期末开始分专业,张恭庆、陈天权、张景中、杨路(杨九高)、洪允楣等一批成绩最突出的同学选了数学专业。计算数学专业那年刚成立,我因为看到了计算机的前景而选择了这一专业,当时的专业主任是
1960年我作为无线电系的教员到738厂搞技术革新,数学系的徐献瑜、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三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然处之。
文革开始,已经有少量点董铁宝名的大字报,我见到他时劝他“不要怕,事情总会过去”,他回答说“有点怕”,当时已看出他比较紧张。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作为“特嫌”被隔离,不堪受辱上吊自尽后来王浩等美藉华人回国闻知此事时深表惋惜。
四年的大学生活正是“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也经历了反右派“人斗人”的残酷场面,许多成绩优秀的同学,如张景中、杨路、洪允楣、于劭、陈孝萱、赵立人都成了右派,受了二十年的苦难。这使我想起夏衍的一首打油诗:
“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头上戴,搬他不动重如山”。
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时,迎来了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文章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