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胡锦涛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温家宝讲话，李长春习近平出席，李克强主持
（来源：光明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8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李克强主持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里鲜花吐艳,灯火辉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上午10时整,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首先向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闵恩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颁发奖励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在热烈的掌声中,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的“9409工程”项目代表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其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获奖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和参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国外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温家宝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真正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温家宝就今后科技工作提出6点具体要求:(一)要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二)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三)要切实加强重大基础科学研究。(四)要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五)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六)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
温家宝最后说,中华民族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国曾是科技发达的文明古国。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正在大踏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开拓创新,勇攀世界高峰,努力把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文见另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奖励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发扬心系祖国、自觉奉献的爱国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成果。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全文见另条)。
闵恩泽在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将同大家一道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继续奋力拼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前,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代表。
出席奖励大会并参加会见的领导人还有:回良玉、刘淇、刘云山、李源潮、吴仪、徐才厚、郭伯雄、曹刚川、曾培炎、令计划、盛华仁、路甬祥、韩启德、华建敏、张思卿、徐匡迪、李蒙。
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有关方面负责人,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等也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会见。首都科技界代表约3000人参加了大会。
会上,颁布了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选和项目。200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授奖项目39项;国家技术发明奖授奖项目51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50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项目255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19项、二等奖235项;授予4名外籍科学家和1个外国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相关链接2007年度全国科技奖励大会获奖专栏
人物小传 吴征镒：草木知音
(来源：光明日报，齐芳)
吴征镒，男，1916年6月出生，研究员，1955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著名植物学家，从事植物学研究和教学七十年，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
吴征镒院士参加并领导中国植物资源考察，开展植物系统分类研究，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1766个，是中国植物学家里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他系统回答了中国现有植物的种类和分布问题，摸清了中国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编著了《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140余篇，其中SCI收录75篇（部）；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6项、国际奖1项及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人们常用“纸”来形容物体之轻，可你知道3万张纸放在一起有多重？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之一、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院士10年里制作了一套3万余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放满了整整80个标准卡片盒，重达
这就是被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院士称为“足够两个学部委员”的卡片！
这套卡片是编著《中国植物志》的最基础资料之一，囊括了当时发表过的所有在中国发现的植物。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和模式标本照片……卡片上，吴征镒用工整的蝇头小楷详细记录了每种植物的来龙去脉。
红杏深花，菖蒲浅芽。在文人骚客的笔下，植物总是最多情的。在这多情的植物王国里，吴征镒定学名、熟习性、推演化、合理利用，是当之无愧的草木知音！
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 Raven这样描述吴征镒：“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
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志》的最后一任主编，这部跨越了半个世纪、凝聚了中国三代植物学家心血的巨著终于在他手中付梓！这部巨著的三分之二卷册是在吴征镒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人们评价说：“吴征镒在其中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作出了特殊贡献。”
如今，吴征镒正在积极推进《中国植物志》的国际合作。他担任了《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FloraofChina》的中方主编，目前已完成全书25卷的15卷。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介绍说：“这项工作是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极为关键的一步，英文修订版的出版将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重要影响，提高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水平和地位。”
《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滇南本草图谱》、《新华本草纲要》……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吴征镒著作等身。
正是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上，吴征镒明确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
记忆闪回到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橡胶封锁。1952年，正参加中国大区综合考察的吴征镒接到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对华南、云南进行橡胶宜林地考察和科学区划，并总结推广正确的栽培方法。
从1952年到1954年，吴征镒每年都要带队去海南，一蹲就是几个月。他们对橡胶宜林地的大气、水、土壤等情况进行综合考察，积累了几万个科学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和一些归国华侨的橡胶种植经验，他们总结出大苗定制法等一套种植方法，实验成功后及时推广。1955年，海南的橡胶林开花了。它们用带着清香的淡黄色花朵酬报着科学家们的辛劳，似在向他们许诺着新中国美好的未来。
上世纪90年代，80高龄的吴征镒提出了被子植物分类的“八纲系统”，震动学术界。人们折服于这位老人不竭的创新活力。吴征镒说：“科学重在创新，要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径”
根据2005年的检索资料，吴征镒是中国植物学家里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由吴征镒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涵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以吴征镒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创新，是吴征镒科学研究的主线。
1964年，吴征镒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观点。他指出：“中国植物区系与东南亚热带区系，尤其是印度支那半岛之间，有一个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更广泛的说，它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出生地。”
这个观点带来了中国植物地理学全面、系统工作的开展。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996年，吴征镒在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植物区，与泛北极植物区和古热带并列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这个观点打破了世界陆地植物区系分为6个区的传统观点，是对世界植物区系分区系统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形成。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吴征镒和合作者们提出了《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系统的新方法》，颠覆了传统的将被子植物分成单子叶植物纲和双子叶植物纲的划分。这一见解与稍后主要根据分子生物学研究结果而提出的“一个被子植物目的分类系统”在被子植物大类群的划分上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植物学家周俊院士说：“系统进化是无穷尽的研究，迄今没有一个进化系统是令人满意的，能有勇气进行这类研究已属难得。”
周俊院士说：“我想，对中国各地区各类植物类群如此熟悉的在今日之中国，吴老一人而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植物的这份熟悉来源于吴征镒的“一天不工作，比什么都难受”。
周俊回忆说，野外考察的时候，吴征镒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低着头观察植物。有一次在云南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里跌了一跤。“跌倒了他不是想着马上爬起来，而是左顾右盼地观察植物。他忽然见到了一株白色寄生植物，迫不及待地拿在手里一看，就认出了是‘锡杖兰’，这可是在中国分布的新纪录！”
吴征镒是平足，野外考察时经常摔跤，大家给他送了个“摔跤冠军”的雅号。即便如此，吴征镒的足迹还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花甲之年两次进藏，爬上了喜马拉雅山北坡；80高龄时还亲自到台湾考察。吴征镒经常自嘲说：“摔跤也好，有时摔跤还能发现新种呢！”
吴征镒的女儿吴玉回忆说，吴征镒工作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常常坐在植物标本室里鉴定标本，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觉得是麻烦事。她不得不和妈妈订下计策，骗吴征镒去洗碗，才能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武素功是吴征镒进藏考察的助手，从西藏回来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到青岛疗养。武素功回忆说：“这哪是疗养！
“科学不发达，如何敌强邻？”面对日寇的入侵，年轻的吴征镒以诗言志。投身科学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举家迁往云南潜心学术……国家利益从来都是吴征镒的第一选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时代的洪流中，吴征镒从来不是旁观者。1945年，吴征镒在闻一多的介绍下加入民盟。然而现实让他看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6年2月，吴征镒迎来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日子。在云南大学标本室，这位民盟成员举起右手，对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入党，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啊！”
从此，吴征镒的人生轨迹同党和国家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解放前夕，吴征镒按照党的指示致力于清华教职员读书会活动。每遇声援和签名活动，他就出入于周培源、朱自清、汤佩松等著名教授家中征求签名。
光辉的前途铺陈在吴征镒面前。可1958年，42岁的吴征镒又作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举家迁往云南。吴征镒说：“我是看到中科院大局已定，我觉得可以到云南安心做点学问。”
吴征镒说：“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深入到最复杂的事物中去，找出其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工作。我是搞植物学研究的，就要以植物为对象，深入进去，弄清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暂时没用、而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有用的。现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植物有24万多种，我国高等植物有3万多种。在这3万多种中，如果有十分之一能用在国民经济上，那就很了不得了，这当中要做多少工作啊！”
岁月无情，时间渐渐地摧毁了吴征镒的听力和视力，但带不走他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满腔深情。92岁的吴征镒认真的说：“人生时间有限，有一分力就要用一分力，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光。中国有句古语叫‘后来居上’，我们这辈已经过去，希望青年一代在我们的肩膀上再攀登、更向上！”
(来源：光明日报，齐芳)
人物小传
闵恩泽：催化人生
（来源：光明日报，张莹）
闵恩泽，男，1924年2月出生，教授级高工，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为资深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高级顾问。
闵恩泽院士主要从事石油炼制催化剂制造技术领域研究，是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者，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绿色化学的开拓者。几十年来，他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主持的“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和反应工程”项目推动了我国绿色化学研究的开展，“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在国际上首次得到工业应用，获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申请发明专利205件，已授权140件（国外授权32件）；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233篇，其中SCI收录78篇；先后获得国家科技奖8项及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傍晚时分，北京西北一隅的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内，经常可以看到两位老人携手散步，林荫路上留下他们斜长的身影。这两位看起来很平凡的老人是我国著名石油化工专家、两院院士闵恩泽
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这位石油化工专家。
眼前的闵恩泽满头华发、精神矍铄、乡音未改，丝毫看不出曾经与癌魔打过交道。
得知获奖，84岁的闵恩泽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奖是全国几代石油化工人通力合作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
“把自己的一生跟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结合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1951年7月，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闵恩泽开始在芝加哥纳尔科公司担任副化学工程师，陆婉珍也在同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的美国，凭两位博士的薪水可以过上优裕的生活。
然而闵恩泽无法满足于那种生活。“那个时候，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还很严重，国内的亲人也盼着我们回来。”
归国的想法紧紧攫住闵恩泽。为了冲破阻挠、回到祖国，他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公私关系。1955年10月，历经辗转的闵恩泽夫妇终于踏上阔别8年的故土。
当时，中美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还没发表，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是建设人才还是“特务”尚无定论。
“我找了三四个地方，没人敢要。中央大学化工系的师兄武宝琛将我引荐给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徐今强，他拍板要了我。”徐今强安排他参与筹建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前身，以下简称石科院），在借来的几间旧平房里，他开始了催化剂研究，一干就是50年。
1968年，闵恩泽留在美国的同学们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而他却被剥夺科研权利，参加劳动，隔离审查，年幼的女儿趴在窗户上看着父亲一次又一次扛起
结合后来发生的种种转变，回头看当初的选择是怎样一种心境？“对我来说，53年前从美国回来是正确的选择，把自己的一生跟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结合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幸福。”闵恩泽说。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李成岳曾参与闵恩泽主持的“九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友好石油化工催化化学与反应工程”。在共事过程中，李成岳强烈感受到闵恩泽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在
石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何鸣元院士与闵恩泽相识30余年，上世纪80年代他始任石科院基础研究部主任时，闵恩泽对他提出明确要求。“过去我们做研究强调自己兴趣，但
“你脑子比较简单，一天到晚就在想你那个催化剂的事”
1963年春节，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石化领域专家，闵恩泽夫妇作为重要客人落座第一桌。
席间，余秋里对闵恩泽下命令：“老闵，你一年之后给我把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交出来！”时值大庆油田开发，要建设产量达250万吨/年的炼油厂。想把重油裂化成汽油、柴油和液化气，先要有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然而，这种催化剂“制造技术为美国所垄断”，“技术买不到，买产品要价很高”，对这一段经历，余秋里在回忆录中也有所提及。
“听了余部长的话，我就不敢祝酒了，那是根本没可能的啊！搞得我很尴尬，坐在那儿也没吭声。”
几天后，陈毅副总理请吃饭，闵恩泽又和余秋里坐在一起。“余部长，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工厂一年之后开始设计。”这一次，闵恩泽的允诺经过了深思熟虑。
为了缩短研制时间，闵恩泽带领科研小组采取交叉作业的方式，选择把握较大的“间断成胶、先干后洗”的开发流程，并把“喷雾干燥器”这个难题拎出来提前攻关。
合理的开发方案让闵恩泽的“军令状”得以兑现。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从实验室研制到建成工厂仅用5年时间，而这个周期通常是8年至10年，连国外同行也觉得不可思议。
作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奠基人，闵恩泽的催化剂研制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50至60年代，他成功开发包括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在内的、用于催化裂化和半再生重整的第一代炼油催化剂，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满足国内建设急需。
——上世纪70至80年代，他开始倾向基础研究，重点指导开发成功半合成裂化催化剂、渣油裂化催化剂以及钼镍磷加氢精制催化剂等第二代炼油催化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我国现代炼油催化剂生产技术的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新型分子筛、非晶态合金等新催化材料和磁稳定床、悬浮催化蒸馏等新反应工程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实现原始创新，使我国一跃成为炼油催化剂和炼油技术出口国。
50年的日夜相伴，催化剂早已渗透到闵恩泽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谈论什么话题，闵恩泽都有本事在3分钟之内转到催化剂上面。“文革”期间，造反派让他交待“罪行”，他就每天交一篇催化剂研究总结，“研究催化剂犯过什么错误、遇到什么挫折、收获什么经验，有很多内容可写，他们收走也不吭声”。
女儿曾对闵恩泽说：“你脑子比较简单，一天到晚就在想你那个催化剂的事。”或许还是女儿最了解父亲所思所想。
“实现原始性创新的途径之一是把现有技术的科学知识基础转移到全新的科学知识基础上”
2005年，81岁的闵恩泽以“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这项被誉为石油化工领域“新式武器”的工艺，是闵恩泽和他的团队潜心20余年自主创新孕育出的成果。
“关于创新，我最大的收获是在1980年。”这一年，闵恩泽把美孚石油公司中心研究室主任请到北京，这位主任在介绍美孚在分子筛领域保持技术领先的经验时说：“工业催化剂基础研究的关键是开发新催化材料。”
这句话为闵恩泽带来认识上的重要转变，只有开发新的催化材料才能研制出新催化剂，“就好比有了布料才能做出好的时装”。
在广泛深入调研基础上，闵恩泽选择了非晶态合金作为新催化材料，并决定将其与磁稳定床反应器集成研究，这一课题被纳入了石科院基础研究的重点。
十余年的攻关，闵恩泽和他的团队最终攻克了非晶态合金催化材料表面积小、热稳定性差等难题，使非晶态镍合金催化剂与磁稳定床反应器应用于己内酰胺加氢精制过程，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工业化。
总结自己的创新经验，闵恩泽感慨系之——
“首先，自主创新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类。实现原始性创新的途径之一是把现有技术的科学知识基础转移到全新的科学知识基础上。”
“其次，创新来自联想，而联想源于博学广识和集体智慧。”
“另外，创新还需要有精神力量作为支柱。克服挫折失败，坚持到底。”对于闵恩泽来说，这个精神力量就是国家和民族。
基于执著的创新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上世纪90年代以来，闵恩泽以70多岁的高龄，顺应时代需求，转向绿色化学，致力于绿色化学技术的研究。
“绿色化学对科学发展观是很重要的一条。所有原料都应用到产品中，保护环境，可以兼顾协调发展；无毒无害的原料，可以保证工人和社区安全，最终保障社会和谐；生产的产品可以生物降解，回归自然。”闵恩泽这样阐释绿色化学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闵恩泽依然走在探索的前沿，投入到利用可再生农林生物质资源生产车用燃料和有机化学品新领域的研究之中。“他对我来说很平凡”
只要谈起闵恩泽，无论是他的学生、同事还是朋友，都流露出钦佩之意。
石科院副总工程师宗保宁是闵恩泽的学生，1985年至1991年，宗保宁师从闵恩泽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给宗保宁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老师对学术非常严格。
“比如评价论文的时候，
宗保宁现在也开始带研究生了，他以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学生。“就像
在李成岳眼里，闵恩泽是真正的大家。“2004年春节前后，医院怀疑我得了食道癌，
何鸣元与闵恩泽的关系亦师亦友，他觉得闵恩泽在科研领域的过人之处就是“勤奋”。“
陆婉珍是闵恩泽的夫人，也是同年、同窗和同行，两人还先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在陆婉珍眼中，丈夫是怎样一个人？
“他对我来说很平凡。但他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认真，甚至有的同志觉得他太认真了，比如说看期刊杂志，他每篇都要看；第二，他有责任心，重诚信，讨厌说了不算的人。”
今天的闵恩泽可谓荣誉等身，然而他从未停止在科研领域的耕耘与播种。他希望利用此次的奖金研究“新的生物柴油生产工艺，以及如何用生物柴油生产高价值的化工产品，让生物柴油在经济上站住脚”。另外，他正在写一本总结科研经验的书，把50年来“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传授给大家，用于人才培养。”
（来源：光明日报，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