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 － 后记
(转自《中国现代数学家传》)
R.帕勒 滕楚莲
作者简介 R．帕勒(Richard Palais)1931年出生于美国麻省凌县(Lynn，Massachusetts)．哈佛大学博士(1956)．现为勃朗蒂(Brandeis)大学教授．
滕楚莲（Chuu-Lian Terng） 1949年出生于台湾花莲．美国勃朗蒂大学博士(1976)．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
本文的材料主要取自：《陈省身论文选集》(S．S．Chern，Se-lected papers，vol．1—vol．4，Springer-Verlag，1978—1989)；《陈省身文选——传记、通俗演讲及其它》(科学出版社，1989)；以及作者与陈省身本人的多次谈话．文中，记号[1—25]，[1—30]等分别表示文献中所列的陈省身的出版物的序号．
陈省身
后记
读了R．帕勒和滕楚莲写的陈省身传，深佩作者们翔实地记述了陈先生为世界数学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在传记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从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古文学家韩愈曾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自许，在陈先生传记中，不仅对于“文起八代之衰”叙述得十分真切完美，对于“道济天下之溺”也描绘得非常扼要动人．当然这里套用的“八代之衰”自应理解为微分几何学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当长的停滞时期，直到整体微分几何和大范围分析的兴起为止．陈先生在数学上划时代的杰出贡献，在传记中记述得非常深入浅出．至于套用的“天下之溺”自然指压制新进、先己后人和私而忘公等不良倾向．传记的最后部分讲到：“除了他的科学成就赢得的崇敬和赞誉之外，无数的同事、学生和朋友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敬意．这反映了他的人生的另一个方面——陈省身总是对他人显示友谊、热情和关怀，他始终如一地像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工作那样来帮助年轻的数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这一段话对于熟知陈先生为人的读者来说，描述得多么亲切动人！并且大家都能体会到有无数动人的事例蕴含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传记对于陈先生的道德文章作了颇为全面的记载，足以启示我们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能够成为众所推崇的世界学术界的领袖人物，除了他的学术成就以外，还有其人生的另一方面．
笔者写这一篇后记，目的在于对陈省身人生的另一方面略举事例以供后之学者的学习典范．但又考虑到对于熟知陈先生为人的读者，未免会有举一漏三之弊，为此仅就他在创办三个数学研究所的过程中，为使其他研究人员特别是年轻的新进能充分发挥潜能，他宁愿牺牲自己进行科研工作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呕心沥血地为他们创造良好条件的一些事例，略加记述以应本书编者之约．
陈先生早在求学时代就已认识到由于我国引进现代数学较迟，为求深造必须到最先进的国家留学，而留学的目的是要振兴我国的现代数学．1934年他有留美的机会，而当时世界数学中心还在西欧，他选择了去德国汉堡，获博士学位后又去巴黎随E．嘉当工作了一年，1937年夏即应聘清华教授，离法回国，志在推进我国的现代数学．他转辗到达昆明，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执教于西南联大，开设了李群、圆球几何学和外微分方程等一系列新课，培养了王宪钟、严志达和吴光磊等著名数学家．物理界的领袖人物如杨振宁、黄昆和张守谦等当时也受过他的数学熏陶．六年内他发表了十多篇内容及于不同方面的重要论文．到1943年，当时世界数学中心已转移到了美国，特别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已成为世界数学中心的实体，陈先生为求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我国的现代数学，一如既往地又挑选最先进的去处，从昆明到普林斯顿去开展他的研究工作．到普后不久他就完成了一项举世瞩目的重要工作．即高斯-邦尼公式的内蕴证明，从此微分几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43—1945年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两年中继续完成了许多重要工作，通称为“陈氏特征类”等精心独诣的著名成果都是在那时完成的，所以当他于1945年底离开普林斯顿回国创办他的第一个数学所——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时，正是他开展研究工作的黄金时代．为实现振兴我国现代数学的夙志，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理想的研究环境，到旧金山候船回国，直等到1946年3月才获登船启航，于4月初到达上海．那时中央研究院已在上海岳阳路成立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筹备主任姜立夫先生已奉派去美，创办所的工作就落在陈先生身上．
陈先生为了能悉心于科研工作，一直不愿有行政职务缠身，直到他197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为止，他没有承担过具体行政职务．1946—1948年他在上海、南京办所时，先是代理姜立夫先生筹备主任的工作，待所正式成立后，他又代理姜立夫先生所长的工作，都没有同意正式担任行政职务．但为了办所工作需要，他却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当时数学所筹备处只有一位行政管理员，一直到数学所正式成立之后仍旧没有增加过其他行政工作人员，一切对内、对外、对上、对下的行政事务工作，都由陈先生和管理员梁国和先生两人分担了．陈先生实行的“简政”工作，大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笔者经常听到当时在数学所工作过的人谈起那时的情况，他们无不留恋当时所内浓厚的学术气氛和简朴安适的工作环境，特别怀念那时所内行政事务的高效率，每当遇到目前单位上一些服务态度差或工作效率低的情况时，就会感触万端地怀念起那时数学所在仅有一位行政管理员的条件下，各项事务都能配合所的学习、研究中心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事实上做到这样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行政管理员的得力而外，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和高度负责精神应当是主要的因素．陈先生创办第一个研究所时，差不多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做起．
首先他针对当时国内数学的情况，觉得办所的第一要素在于“训练新人”．为了精选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助理研究人员，他亲自致函各著名大学的数学系，请他们推荐三年内毕业的最优秀的学生，结果应征者十分踊跃．还有少数毕业年资较高的如张素诚、吴文俊、廖山涛和孙以丰等则是经过另外的推荐进入数学所的．例如廖山涛和孙以丰那时已是江泽涵先生的得力助手，由于江先生全力支持陈先生办所，就亲自把他们推荐给了陈先生．另外吴文俊是由他的亲友介绍和陈先生会面的，通过面谈，陈先生慧眼独具，同意他进所工作．诸如这一类行政工作都是不能由他人替代的．精选了人员以后，陈先生费尽心血为他们创造潜心学习和研究的良好环境，他每周为他们讲十二小时的拓扑学课程，并亲自精选了当时拓扑学最重要的文献，交由书局影印，汇订成册以适应国内研究的需要．1947年春他还在清华开课，并到北大讲学，当时笔者正在北大工作，得以亲聆他的拓扑学讲演．拓扑学这个译名，就是由他提出而定名的．当时他在京沪两地讲学、上课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这对于他汇集、精选和训练新人起了根本的作用．在所内他还经常和年轻人交谈学术问题，还鼓励他们中一些人从事拓扑学以外的研究，如曹锡华就是由他推荐到清华跟随段学复教授从事代数学研究的．
陈先生着眼于振兴我国的现代数学，在他创办第一个研究所时，他的领导艺术可以概括为“精兵简政”四个字．“精兵”就是他汇集、精选、训练年轻的新人，“简政”就是把所内一切行政事务由他和管理员两人分担．说起来这似乎很简单，做起来却要耗费领导者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如果领导者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如今陈先生那时训练的“精兵”，已大多成为我国数学界的将帅，并且迄今仍坚守着数学岗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这短短三年的业绩，已成为我国现代数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而陈省身先生办所的领导艺术在其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陈先生创办的第二个所是美国伯克利的数学科学研究所．1981—1984年陈先生担任第一任所长，这是陈先生第一次正式承担行政职务．这个所是美国国家投资的．早从60年代开始，就经常有人提出由国家投资创办数学研究所的计划，但由于竞争激烈，众说纷纭，始终没有落实．因为国家投资创办数学所，就会有规格要求，譬如办所的地区应有雄厚的数学研究力量，创办人应是众所推崇的数学界领袖人物等等．所以哪里能争取到办这样的所，不仅可获得国家投资，而且有很大的光荣，竞争激烈是可以想象的．直到1981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宣布在伯克利成立数学科学研究所，并委任陈省身为第一任所长，这是二十多年来争论的结果．伯克利数学研究所办所的任务落在陈先生身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陈先生是众望所归的数学界领袖人物，这当然和陈先生人生的另一方面受到大家的崇敬有关．
80年代在伯克利创办数学研究所当然不像他办第一个所那样需要一切从头做．陈先生考虑的办所方针是逐年确定一些现代数学发展中的重要专题，吸引最有才能的年轻数学家来所围绕专题开展研究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潜力．他的这个办所方针使数学所的学术活动丰富多采，朝气蓬勃，对于现代数学今后的发展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赢得了国际数学界的赞赏和支持．在这种新情况下，陈先生的领导艺术又有了发展，他认为只要研究所每年选定的专题能订得恰当，使能吸引有关领域最有才能的年轻数学家来所工作，他们汇集到一起之后，就不要管了，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发挥．这听来好像陈先生的领导艺术已升华到了“无为而治”的境地，实际上他要求领导者应能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制订出每年的活动专题来吸引有关领域的年轻强手来所工作，这是对领导者十分高而难的要求，能做到这点以后，领导者就应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搞，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潜力，至于如何搞法就不要管了．这时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来保证他们工作的顺利进行．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陈先生在所长任内确实完全体现了出来，下面的事例是足以发人深思的．
笔者有幸于1986年在陈先生亲自带领下和一些人参观了伯克利数学所．这是一座建立在小山上的美丽实用的建筑，环境十分清静，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市区都很近，确是一个进行研究工作的理想场所．那时陈先生已退居名誉所长，第二任所长由芝加哥大学教授I．Kaplansky继任，在陈先生制订的方针下，数学所办得朝气蓬勃．在所内还遇到我国年轻的组合数学和理论计算机科学专家堵丁柱博士，他当时正要结束在伯克利数学所的访问准备回国工作．在与他的交谈中，感到他十分满意在伯克利数学所工作中的收获．陈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了图书阅览室，他的工作室和所长的工作室以及一般研究人员的工作室，布置都很简朴实用，到处都是窗明几净，光线充足，就连走廊、大厅、楼梯和过道，没有一处不是阳光照耀．陈先生一一指出了所的建筑设计上的特点，首先是采光设计的优越性，使全所没有一处阴暗面．其次是空间使用的经济合理，在走廊宽处都安排了桌椅，在白天自然光线下到处可找个座位进行阅读、写作和交谈问题．陈先生指着在相邻几个工作室门口走廊弯曲处安排成弧形的一排座椅说，这是为了在工作中讨论问题用的，只要相邻几个工作室的门都关着，在那里交谈问题，决不会影响室内其他人的工作，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某些问题需马上和人讨论时，就可走出工作室坐在那儿讨论．所内一切布置十分协调美观，通过陈先生的介绍，使我们惊叹设计者的匠心所在．他把造型美观、使用方便和安排合理紧密统一在一起，而且对使用者的要求考虑得如此地无微不至．陈先生介绍完后才说这个设计是经过他反复推敲修改才最后裁定的．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研究所的建筑如此经济、实用、协调和美观，原来实质上的总的设计师是陈省身所长自己，足见陈先生在办所时为了使来所工作的人能有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他毫无吝惜他的精力和时间，即使像所的建筑设计和所内的安排布置这一类和业务无关的事，他也尽心竭力为此出谋划策．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笔者后来知道伯克利数学所的建筑设计是美国建筑界的得奖项目，这是当之无愧的．
陈先生创办的第三个研究所是南开数学所．1984年陈先生刚从伯克利研究所退休，就开始创办南开数学所，所的大楼于1985年就完工，其建筑规模和设备标准在国际上也属于上乘．它座落于天津南开大学校内，所落成后在所的门厅内树立了姜立夫先生的铜象，他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创办人．天津是陈先生在祖国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度过了他最美好的年华．南开大学是陈先生的母校，姜立夫先生是他的老师，在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时就当上了姜先生的得力助手．和他同班的同学吴大任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现仍健在．陈先生在创办南开数学所的过程中常流露出他对故土、母校和旧时师友的深厚感情．至于他对祖国数学事业的热情关切则是始终不渝的．他早从70年代开始就经常回国讲学授课．为了提高我国数学研究的水平，他于1980年倡议在我国举办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国际学术讨论会，简称为“双微会议”，除中、外数学家进行学术报告外，特别邀请国际上一流的数学大家作系统的学术讲演，旨在提高我国的学术水平．第一次“双微会议”在北京举行，邀请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作系统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外微分系统、Monge-Ampère方程、规范场与代数几何、量子场论中的数学问题，Morse理论的今昔以及极小流形与参数变分问题等．这一系列的系统讲演，对于提高我国数学研究的水平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后“双微会议”每年分散在各地举行，每次内容有所侧重，会议的规模也相应地缩小，但每次都邀请一定数量的国际名家作有关专题的系统讲演，一直举行到南开数学所每年的专题学术活动正常进行之后．南开数学所的专题学术活动，类似于“双微会议”的做法，但专题不限于“双微”的范围．它是陈先生根据办伯克利数学所的方针，结合我国实际而制定的．它既有系统的学术讲演，可起训练新人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作用；又有一般的论文报告和专题讨论，可起开展研究工作和进行学术交流的作用．每年的学术活动往往不止一个方面的专题，从1985年以来，进行过的专题学术活动已经遍及数学的各重要方面，因而类似于小型的“双微会议”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就经常在南开数学所举行，Springer出版社的Lecture Notes专设有南开系列，刊登这些会议的系统学术报告以及出版会议论文集．所有这些专题学术活动，包括应当邀请的国际专家，都由陈先生最后裁定，有时还须陈先生出面来邀请有名望的专家．至于Springer出版社的南开数学所系列，陈先生是主要负责者，这也花费了他很大的精力．
南开数学所成立不久，陈先生高瞻远瞩，决定设立理论物理研究室，聘请物理学界领袖人物杨振宁教授负责领导．去年6月初“理论物理中的微分几何方法第21届国际会议”在南开数学所隆重举行，陈先生是该会议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杨振宁先生是该届会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人．参加会议的国内外著名物理专家和数学家非常踊跃，盛况空前．会议突出反映了数学和物理的结合过去是，现在仍是，将来还是现代数学和现代理论物理学的重要发展方向．陈先生作了精彩的大会学术报告．他还在去年6月下旬南开数学所举办的为纪念熊庆来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国际复分析学术讨论会”上作了重要的学术报告．这两个会议陈先生都是重要主持者．还有两次规模巨大的“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讨论会”，陈先生是会议发起人和重要主持者，两次会上陈先生都作了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在陈先生办所方针指导下，南开数学所已成为中外瞩目的国际学术活动中心，而陈先生几乎对每项学术活动都竭尽心力为之创造条件，真不知花费了他多少心血．不仅如此，他对业务以外的工作也无不日夜为之操劳．为使我国数学能有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活动基地，他在1984年开始创办时，不仅亲自过问数学所的大楼建筑，务求建筑规模能容纳大型学术活动，他还考虑到生活居住条件方面必须能够满足校外参加学术活动的人员的需要，为此他建议同时兴建规模较大的招待所，保留足够的房间供数学所举行学术活动时用．他的设计方案是：一般的房间可多人一间，按研究生宿舍那样安排，每人都能在晚上看书写作．较高级的房间是两人一间，除生活条件较好外，同样以便于两人在晚间能各不相扰地推行研究工作为主．后来落成的南开大学“谊园”招待所的房间就是照此设计的，晚上不只是睡眠休息的地方，也是可以工作的地方．由于它实用方便，现已成为学校的创收单位，当然这只是陈先生务实的设计思想的自然结果．总之，陈先生为把南开数学所办成世界学术活动的一个中心，无论在业务工作上或一般行政工作上，都呕心沥血地为之创造条件，他还把他的珍贵数学藏书约五千余册全部捐赠给了南开数学所，迄今已运送出二千余册．他不仅捐献出约四万美金，还把他荣获的“Wolf奖”五万美金全部捐给了南开数学所．这种无私奉献和对南开数学所的高度负责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国人民的心中．
目前南开数学所已经奠定了成为世界学术活动中心的基础正在继续向前迈进，而陈先生把中国建设成为数学大国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最近陈先生在庆祝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的报告会上，倡议我国应创办十个高级数学研究院．当然，以中国之大，人数之多，要成为数学大国，一个高级数学研究院是显然不够的．美国在80年代以前有两个举世闻名的数学研究院，一个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它已成为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另一是纽约大学的柯朗研究所，它侧重于应用数学．这两个高级研究院(所)都为美国的高科学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80年代后美国国家投资又创办了两个高级研究院，一个就是由陈先生创办的伯克利数学研究所，另一个是明尼苏达的数学研究所，它也侧重于应用．这四个一流的高级研究院，对于美国来说今后也未必就足够了．陈先生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倡议我国应创办十个高级数学研究院是有他的真知灼见的，这是他一贯主张的要立足于国内，把中国建设成为数学大国的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也是他在3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40年代后期创办第一个数学研究所时所身体力行的．笔者钦佩陈先生为人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和提携新进的美德，深信他最近的倡议是从我国建设的整体着眼的，可惜笔者在写此后记时，没有机会和陈先生详谈．好在这仅仅是一篇后记，陈先生人生的另一方面还有无数动人的事例，而且他的事业还在不断发展，这些都有待于现代数学史家去整理，本非这篇后记所能尽述．
(转自《中国现代数学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