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 数学当歌 人生几何
（转自《北京青年报》，余玮）
■早年全家福■和夫人在一起■与金庸交谈
■和夫人在宁园定居
在南开大学东南隅，有一幢淡黄色的二层建筑，这就是陈省身生前的寓所“宁园”。小楼有草木相伴，而无车马之喧。
2000年，世界华人的骄傲、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归国定居。他“叶落归根”的地点，并没选择祖籍嘉兴，而是回到了母校南开大学。宁园，便成为他永久的居所。
对于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数学研究所设在北大、清华，甚至也没有选择文化中心北京，而是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陈省身自有道理。他认为做学问就是应该有宁静的心态：“一个人一生中的时间是个常数，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已经很不易，多一些宁静，比什么都要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陈省身把自己的小楼命名为“宁园”。
新千年伊始，当陈省身正忘我地工作时，家中发生了不幸。
回想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考入清华研究院时，比他小4岁的郑士宁正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书。两人本不相识，是郑士宁的父亲、清华数学系创系元老郑桐荪教授十分赏识才华横溢的陈省身。他的好友、清华数学系教授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看出其心意，也觉得陈省身和郑士宁两人很般配。杨、郑两家关系十分好，便由杨武之夫妇促成了这桩婚事。其实，陈省身与杨家有着较长的交往，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陈省身的老师，而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当学生的时候，陈省身给他上过课。陈省身吐露过：“我其实没有谈过恋爱，因为她父亲要招女婿，觉得我不错，可以做他女儿的丈夫。她也很听父亲的话，所以我们就结婚了。”陈省身出国留学回来，1939年与郑士宁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
1940年，郑士宁从昆明到上海父母家分娩，生下儿子“伯龙”。不料“珍珠港事变”发生，交通中断，她与丈夫一别就是数不尽的日日夜夜。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陈省身才几经周折，从欧洲风尘仆仆地回到上海，同阔别多年的妻子和还未见过面、已经6岁的儿子团聚。重逢的时候，郑士宁流下悲喜交集的泪水。陈省身向她许诺：从今以后一家人永不分离。后来，他们果然再也没有分开。
追忆往昔，陈省身感慨万千，悲从中来，无论是在平和、宁静的日子，还是在颠沛流离的岁月，夫人始终伴随在
自己左右。60多年相随相伴、意笃情深的夫人突然离去，令他一时无措。几经思考，他决定将士宁骨灰安葬在南开数学所，并在其侧为自己留一个墓穴，准备百年后与爱妻合葬在这块他深深热爱并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上。夫人去世6天后，天津市公安局授予陈省身在华享有的最高荣誉———永久居留资格。这件事稍稍冲淡了他丧失亲人的悲痛，只是惋惜士宁早走了一步，没能等到她企盼已久的这一天！
不久，陈省身将夫人的大幅照片悬挂在客厅的墙上，每一位来访的客人，都能感受到陈夫人那慈善温和的目光。陈省身自己也说：“很容易想她，时常我一个东西找不着了，从前我就说你给我找找，她就找出来。现在找不着就是找不着了。”“她去世之前，我们庆祝我们结婚60年。60年是钻石婚了！请了些朋友，我们60年没有吵过架。她管家，我不管，我就做我的数学，所以我们家里生活很简单。”
老伴因病离去以后，他用充实的生活冲淡心中的悲伤，用加紧工作充分利用属于自己的时光。他每天早晨6时起床，晚上10时睡觉，其余的时间是数学、科研、看书、写作。他说：“我爱看书，什么书都看，当然主要是数学书，但文学、历史和其他方面的书我都看，很杂；中文的，外文的，一看上书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在中学跳过两级
1911年，陈省身出生在浙江嘉兴秀水河畔的一个书香世家。陈省身的父亲陈宝桢是晚清秀才。父亲为儿子取名源自《论语》：“吾日三省吾身”，因其出生的年份是辛亥年，所以号“辛生”。
幼时因为祖母的宠爱，陈省身一直没有上学，只在家里跟随祖母、姑姑识字、背唐诗。小的时候，父亲给他带回了一套1892年首次印行的、美国传教士写的《笔算数学》，他很新奇，借识得的一些文字，又听了父亲的一些解释，居然在短时间读完了《笔算数学》上中下3册，并能做完所有的练习题。这成为日后的大师接触数学之始。
陈省身曾撰文回忆说：“1919年秋天，祖母觉得我实在不该不上学了，就把我送到县立小学，但只上了一天我就再不肯去学校了，在家又玩了一年。”
1920年，陈省身考入秀州中学，只上过一天小学的他硬是凭着自学的底子和后来的刻苦与好胜，不但跟了上去，而且是班里的数学尖子。1985年，陈省身在阔别故乡60多年后首次访问母校秀州中学时，一再勉励学生好好学习，报效祖国。1992年，他为母校秀中设立了“陈省身奖学金”。1994年，第三次访问母校时，陈省身十分关切地询问学校的教育质量，并题写了“百年树人，钟声远扬”。
1922年，陈省身随全家从浙江嘉兴来到天津。次年，进入扶轮中学（现天津铁路一中）。当时的校长顾赞庭很看重数学，亲自教几何，“而且教得很凶”。因此，陈省身在自述中曾说：“我数学学得比较好，当时我是他一个很得意的学生。他很看得起我。”当时，陈省身的数学天才已经崭露头角。陈省身承认：“我念数学不觉得困难，感到特别容易。我不是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念书的学生，我要有兴趣，我就可以做做。分数好坏不大在乎。反正我的数学分数总很好，其他功课平平常常，但总能及格，比及格还好点。花点劲也可以很好，但我懒得花劲。我书看得很多，喜欢去图书馆看杂书，什么书拿来就看。我喜欢看历史、文学、掌故，乱七八糟的书都看。时常跑到书库一呆就几个钟头，这本看看，那本看看。数学书也看，但并不光看数学书。有些数学书，有些数学杂志，有些数学家，我都知道。”
在学习中他习惯自己主动去看书，不是老师指定要看什么参考书才去看。在中学，陈省身跳了两级。15岁时，在父亲的朋友钱宝琛先生的建议下，陈省身报考南开大学理学院。录取后，才知道自己的数学成绩是全体考生中的第二名。当时的南开大学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个系，分别由姜立夫、饶树人、邱宗岳、李继侗4位先生主持。但由于当时对这些学科的了解甚少，也不知道毕业后可以做什么，加上是连跳两级后考的大学，陈省身对于自己的目标实在是很茫然。大学一年级的一次化学实验课，内容是“吹玻璃管”。陈省身对着手中的玻璃片和面前用来加热的火焰一筹莫展。后来由实验老师帮忙，总算勉强吹成了，但他觉得吹成后的玻璃管太热，就用冷水去冲，瞬间玻璃管“哗啦啦”全碎了。这件事对陈省身触动很大，他发现自己缺乏动手能力，于是作出了他人生第一个至关重要的抉择———放弃物理、化学，专攻数学。这成了他终身献身数学的起点。
在南开大学，他的数学老师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中国第二位数学博士、中国现代几何学的开山祖师姜立夫。在这位名教授的指导下，陈省身领悟了数学王国的旖旎风光。陈省身曾经风趣地说，“学数学并不是我刻意的选择，实在是因为我除了数学之外，什么都学不好。”1930年，陈省身从南开大学毕业。当时数学系毕业生的出路，通常是做中学教师。也是凑巧，正遇上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孙光远要招收中国第一名硕士研究生，陈省身抓住这个机会，选择了清华。他是和吴大任两人同时考取的，但为了一些别的原因，他先做了助教，一年后才作为硕士研究生正式入学。
同另外几位数学大师的缘分
清华大学规定，学业成绩好的学生，校方可以资助出国留学。不过这经费是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所以一般都须去美国。陈省身成绩优异，自然是选派对象。但是他认准当时世界数学的中心在欧洲，几何学研究的重镇则在德国与法国，因此他选择了德国汉堡大学。
1934年9月，陈省身到达汉堡。他不会德语，又适逢中国领馆休假，一时十分艰难。在那里，陈省身师从德国最有名的几何学家布拉施克。头一次见到布拉施克，老师就给了他一大叠自己最新的论文。但这位德国老师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学生，一下子就发现了其中一篇论文中的漏洞，这让他感到又惊又喜，立刻让陈省身就此问题写篇论文。很快，论文就发表了。结果，布拉施克对陈省身大为欣赏，不到一年半，他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那时就已经认识到嘉当的数学天才，尽管嘉当的研究是超时代的。1936年，陈省身放弃了留在汉堡大学研究代数数论的好机会，做出了又一次重大选择———追随嘉当，研究几何。在法国巴黎大学，在跟随嘉当的10个月中，陈省身从这位伟大的几何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使他终身受用，他与嘉当也结下了终生之谊。美国著名数学家卡普兰斯基曾评论说：“如果陈省身选择了代数数论，20世纪数学的历史将会有重大改变。”而从数学史的观点来看，正是“微分几何得益，代数数论受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第3天，陈省身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回到中国。由于战争，清华南迁，陈省身从香港辗转到了长沙，在由北大、南开、清华合并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一年之后，他随学校迁往重庆，在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执教，不但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在学术研究上也是硕果累累。陈省身从在清华的时候起，就一直跟华罗庚很熟，后来在西南联合大学又是同事，在昆明时还住一个屋子。陈省身生前说：“华罗庚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是很值得佩服的，他非常用功，比我用功。方面也很广，学问也很好。”
1943年，陈省身受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邀请，到这里作学术访问。在普林斯顿，陈省身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中。他与爱因斯坦同在一个研究所，所以常常见面，彼此聊天。他回忆说：“爱因斯坦建立的相对论，用到四维的黎曼几何，与数学的关系很密切，所以我们也常常谈到当时的物理学和数学。”在这样的环境里，陈省身攀登几何学主峰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大范围微分几何的研究，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出色的工作———为高维的高斯邦内公式做出新证明，发表了几篇匠心独运的微分几何论文，其中包括现在被称为“陈类”的理论。他的划时代的工作将微分几何和拓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整体微分几何奠定了基础。1945年，陈省身返回中国，负责筹备和主持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他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使他们日后成为中国数学界的中坚力量。
伟大的几何学家难了思乡情
1960年，陈省身迁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教学研究，一直到退休。在芝加哥大学，他培养了10名博士。来到伯克利，他更加勤奋，培养出31名博士，数量之多，载誉学府。陈省身尽管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如日中天，物质生活也十分富有，但他却愈加怀念故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刚结束对峙，这年秋陈省身偕夫人与孩子回到离别24年的故园。当踏上祖国大地的那一瞬间，他禁不住两眼湿润了。
1975年，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发现了物理学中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这和陈省身构建的纤维丛理论，“原来是一只大象的两个不同部分”。在感叹造化之工、宇宙之妙之余，杨振宁写下了在海内外广为传诵的诗篇：“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存心事，欧高黎嘉陈。”在诗中把陈省身列为继欧几里得、高斯、黎曼、嘉当之后最伟大的几何学家。
1979年，当陈省身以68岁之龄功成身退的时候，加州大学为他举行了为期5天的国际微分几何会议，300多位数学家会聚伯克利校园。陈省身退休了，可他的数学事业并没有终止。1981年，他申请、筹办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并出任第一任所长。1972年后的30多年，他数十次往返于大洋两岸，利用其国际数学界的广泛影响，加强国内外数学界联系。
当今世界数坛，设有两项奖励，可谓举世瞩目，堪与诺贝尔奖相比。一项是国际数学家大会颁发的菲尔兹（Fields）奖，这项奖只授予年龄不超过40岁的年轻数学家；另一项是由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于1978年开始颁发的沃尔夫（Wolf）奖，奖金10万美元（数目最初与诺贝尔奖接近），授予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1983年，旅美中国年轻数学家丘成桐荣获菲尔兹奖，而他的老师、美籍中国数学家陈省身则荣获沃尔夫奖。陈省身是有史以来惟一获得世界数学界最高荣誉“沃尔夫奖”的华人。
1984年，陈省身在伯克利的美国数学研究所所长任期届满，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向他发出聘书，请他创办并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陈省身1926年到南开大学开始数学生涯，58年后又回到南开数学所任职，这也是他所参与创立的第3个数学研究所。他说:“办南开数学研究所的目的，就是要让研究数学的人看到，到这里来和到国外去是一样的。现在数学所已经基本形成了这个环境。”中科院吴文俊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说：“陈先生有一种可能在世界上都很少见的功力，他能一下子就把学生送到数学研究的最前沿。”
从美国国家数研所退休后应邀回到母校南开大学时，陈省身接受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他提出要把中国建成“21世纪数学大国”的设想和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赞同。近20年来，由陈省身协助聘请的10多位世界第一流数学大师来南开讲学，从全国选拔的青少年数学尖子在南开大学基地已毕业10届共520多名。他在一次讲演中又说：“愿中国的青年和未来的数学家放开眼光、展开壮志，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创立了世界一流的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他运用自己在国际数学界的崇高威望，大力推动中国数学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年来，以南开大学为基地，他积极倡导、协助实施了中国数学界三项大的活动，即召开“国际微分几何、微分方程会议”，举办了“暑期数学研究生教学中心”，组织了中国数学研究生赴美参加“陈省身项目”的研读。时至今日，南开数学研究所已成为国内外一个“数学重镇”。前不久，国家投资1.292亿元建设的南开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体建筑竣工，在陈省身的规划中，中心大楼将成为南开和中国未来冲击世界数学中心地位的“桥头堡”。
大师题字：数学好玩
在仅有200个座位的南大数学楼报告厅，时常聚满了300多位来自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莘莘学子，而吸引这些学子的主讲人便是数学大师陈省身。每当陈省身坐在轮椅上被助手推上讲台，报告厅内外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清晰地响彻在报告厅内外后，会场内立刻鸦雀无声，学生们无不凝神敛气、屏息静听。他们来自天大、南大各院系的各年级。和学生一同坐在台下认真听讲的，还有我国著名的青年数学家陈永川、张伟平、龙以明。
也许有人会说，如此高龄、身坐轮椅的老人还要登台讲课，难道是在“作秀”吗？不，陈省身说，人们越来越重视应用数学的学习和研究，却忽视了基础数学的重要性，所以他要以身示范，讲解学好基础数学知识对于一个人知识面的拓展、思维能力的提高有多大的帮助。陈省身认为数学学科，尤其是基础数学知识应用的范围很广，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人们推理、归纳和分析的思维能力。此外，他还要以自己对于数学学科高屋建瓴的把握，告诉大学生数学领域未来最有发展前途的方向，帮助大学生理清数学学科的发展脉络，认清数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人的生命终归有限，但陈先生对数学领域的贡献可谓无限。
（转自《北京青年报》，余玮）